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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时间的痕迹》:两代摄影师记录北京旧貌新颜
2016年07月04日 11:03 来源:北京日报 作者: 字号

内容摘要:半个多世纪前的老照片由郑德鸿、陈肇宗、侯凯源、夏允恭拍摄,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规划局的老摄影师,当年他们爬遍京城所有的制高点,留下3万多张珍贵照片。1999年刘锦标为了做照片展,开始整理沉睡在柜子里的老照片,当他把师傅们的照片和一些自己拍摄的照片放在一起,惊讶地发现,北京城的变迁史就这样被悄悄地记录了下来。正阳书局创始人崔勇深爱北京历史文化,在刘锦标捐书给正阳书局的时候,他得知两代摄影师的故事和那些照片,“我觉得很震撼,这些照片是城市发展的缩影,从一个层面还原了真实的北京,有很高的文献价值。

关键词:照片;北京;锦标;记录;回到原点;拍摄;侯凯源;砂锅;镜头;人民大会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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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两代摄影师记录北京旧貌新颜

   

   

  一座城,两代摄影师,相隔50年,以近似的机位和角度记录下城市的变迁。在他们对比鲜明的镜头里,北京,从一座灰色沉静的城市变成一座热闹拥挤的大都市。

  《时间的痕迹——两代摄影师半世纪的北京城影像档案》一书正在编辑过程中,今年下半年将与读者见面。对于两代摄影师来说,他们乐见几十年的积累终将面世,他们心怀一个质朴愿望, “让死资料活起来,让下一辈人知道北京城这些个变化。”

  新老照片,折射北京城巨变 

  《时间的痕迹》选取了100余组新旧对比的照片,涵盖了京城老百姓的吃住行,包括著名的十大建筑、住宅、商店、街道、体育场馆、影剧院等。

  半个多世纪前的老照片由郑德鸿、陈肇宗、侯凯源、夏允恭拍摄,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规划局的老摄影师,当年他们爬遍京城所有的制高点,留下3万多张珍贵照片。如今,侯凯源、郑德鸿两位老人还健在,而其他两位已离世。新照片是他们的徒弟刘锦标拍摄的,他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一名专职摄影师,今年8月将退休。

  所有老照片中最震撼的一张,是摄于1954年的天安门广场老照片。除了旗杆外,当时广场上其他建筑尚未建设,东西“三座门”拆掉了,观礼台还处于在建中,呈现出质朴的状态。而时至2011年,第二代摄影师刘锦标拍下的天安门广场,内容就丰富了很多,人民大会堂、毛主席纪念堂、国家博物馆相互对望,人流也更多了。

  北京火车站是当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,建成于上世纪60年代初,老照片中的北京火车站广场空旷无人,显得很清静。而2011年的那张照片,人头攒动,人来人往,地铁二号线途经此处,站前还有诸多公交车的经停与起点站,时代的发展浓缩在这一画面中。

  建于乾隆六年的北京砂锅居,其招牌菜是砂锅白肉,也是目前北京规模最大的主打砂锅菜肴的中华老字号。在1961年的照片中,北京砂锅居还是简陋的平房,挂着“公私合营 顺居饭馆”的招牌,历史气息浓重。而到了2011年,砂锅居外部装修气派了很多,“中华老字号”的招牌非常显眼。

  再看天桥的茶馆戏园,1958年的茶馆戏园里都是清一色的长条板凳,屋内方桌、长条桌摆放齐整,有的客人独自枯坐,有的聚拢在一起聊天。墙壁上张贴的也是具有年代感的宣传画。时至2011年,茶馆变得洋气了许多,有了硕大的英文“TIAN QIAO TEA HOUSE”标识,装修也更讲究了。

  两代人,艰辛记录一座城 

  在刘锦标办公室的铁皮柜中,3万多张50年前的北京影像被细致地分门别类保存。82岁的侯凯源抚摸着当年自己拍、洗、存档的老照片,心里特别感慨。

  侯凯源回忆,单是人民大会堂他就拍了600张照片。1959年8月,他进入人民大会堂拍摄,一拍就是3个月。他背着德国林哈夫大相机没日没夜奔忙,困了就在沙发上眯会儿。他形容说拍照片就是“登高钻地”,拍万人大礼堂,爬上梯子,要钻到屋顶中央红色五星灯旁边拍。拍大会堂通风设备,要钻进地下,通风开起来,能刮起五级风。

  侯凯源更记得当年拍夕照寺街一带的全貌,他背着大皮摄影箱,从烟囱外爬梯上去,爬到顶上,已经很累了,定睛一看,“从底下看是个细烟囱,爬上去才发现,烟囱头上,其实有一米多宽呢。”

  这些老一代摄影师千辛万苦得来的照片,几十年后才与后辈产生共振。1999年刘锦标为了做照片展,开始整理沉睡在柜子里的老照片,当他把师傅们的照片和一些自己拍摄的照片放在一起,惊讶地发现,北京城的变迁史就这样被悄悄地记录了下来。他随即做出了决定,回到原点再拍,“这几十年北京变化太大了,没拆的地方得赶紧去拍。”

  “建筑师的寿命比建筑长。”刘锦标感叹,探访实地、搜集资料发现,有的房子盖了二三十年就拆了,他要回到原点拍摄,并不容易。

  真正回到原点拍摄是在2008年至2011年,刘锦标共拍了300组。他很较真,不仅是地点、时间,还有细节,都想真正还原。拍北京站,当年师傅是在上午10时15分,刘锦标坐公交车晚了几分钟,拍摄时间为10时20分。拍北京饭店,当年饭店前有骑自行车的人、警察,刘锦标就等时间、等警察,还得等警察的脸朝东,“因为之前的照片里,警察的脸是朝东的。”为了拍天安门广场,他三次登上天安门城楼,“最后和当年师傅的拍摄地点相比,我偏了一米。”

  不少地方无法回到原点了,这也是刘锦标最遗憾之处。“北京好多城门楼都拆了,只能拍位置了。”刘锦标说,新照片拍了前门、东便门,但东直门、朝阳门、德胜门、阜成门早已拆除,拍的不是城门楼,只能拍当年城门所在的位置,如拍东直门就只能拍中石油大楼一带的景观了。

  他们的镜头,提供思想视角 

  刘锦标和他的师傅们一辈子低调、勤勉,觉得自己干的是摄影这个行当,受苦受累是应该的。他们没有想过有一天,这些照片会出书,更没想到这些照片会深深打动很多人。

  正阳书局创始人崔勇深爱北京历史文化,在刘锦标捐书给正阳书局的时候,他得知两代摄影师的故事和那些照片,“我觉得很震撼,这些照片是城市发展的缩影,从一个层面还原了真实的北京,有很高的文献价值。”崔勇说,他很快决定将此题材纳入“正阳书库”的出版计划。

  《时间的痕迹》一书的编者徐家宁同样被这些照片打动了。他说,新旧两组照片,前一代师傅出于工作记录而拍摄,而后一辈刘锦标作为一个老北京人,对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有深深的感触,才有回到原点拍摄的想法。“在我看来,这些照片并不是过去和现在的简单对比,不仅是现实版的北京式‘穿越’,还能从中找到北京文化的根脉所在。”

  《城记》作者王军对两代摄影师的作品,用了“感动、感谢、感激”这三个词,他认为他们的镜头是有尊严的,“新旧照片体现出拍摄者从上世纪中叶以来,对北京城市发展的一种责任意识,他们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北京的变迁,给读者和后人提供了特别重要的思想素材。”王军认为,通过新旧照片的对比,思考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,又到底失去了什么,不同的人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的结论。

  “北京城在发展过程中,丢失了很多东西,这些照片因此有着特别珍贵的史料价值。”王军说,文化遗产不是某一代人享有,而是每一代人都应该享有,“我很庆幸,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触摸那些被拆除的城墙,但还能触摸到照片,这给各个领域研究者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素材。”(路艳霞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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